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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水之饮一瓢

余党绪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这一代与那一代的理想作者:筱敏  

2012-12-31 08:50:3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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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经历过一个全体青少年都渴望当兵打仗的时代,今天看过去它不免荒诞,但当时的一切都是有本有源,顺理成章的,那是一个生活有如舞台布景,被装饰得如火如荼的时代。
    绿军装风靡全国,成为青少年们唯一的、具有绝对统领地位的流行时装,这种整齐单一的审美趣味,自然源于这一代人所获得的整齐单一的教育。炸碉堡堵枪眼之类的英雄主义行为,雪山草地的浪漫主义传奇,是自幼年以来一直喂养我们的食品,比起异域的童话,这种喂养是不由你个人或家庭选择的,它带有统摄性和强制性,接受是一种义务。那种整齐单一的着装趣味,并非仅为审美的尺度,而更是道德的尺度了。
    这一代人唱火药味十足的歌,由衷地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正等待着我们去解放。这一代人觉得生在和平年代是一件遗憾的事情,甚至连“和平”这一类的字眼都是懦弱的,带有“修正主义”气味的,因为它使人生平庸,何况它几乎总与“演变”这样可耻的字眼连在一起。“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。任重而道远,……”这样一类名言的流行程度可以压倒当今任何一支流行曲,这一代人无论从高音喇叭里听到它,还是从友人来信中看到它,都无不为之动容,从而进入一种躁动不安的梦境状态。革命的饥渴,战争的饥渴,献身的饥渴,伴随着青春期特有的饥渴,使这一代人如浸没在狂潮之中,没有立足点,也不肯沉没,于是便不断地翻卷,涌动。我们可以从当年流传下来的诗文中,看到那个时代的生命标本,比如当年广为传抄的政治抒情诗《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》。
    “第三次世界大战”,是这一代人不断讨论的话题,几乎是从记事以来,这场虚构的大战,就通过官方话语和私人话语,无数遍地让他们体验过了。因此,诗人的虚拟,在这一代人的情感里,是比真实生活更真实的。诗的场景是:那一场“赤遍全球”的世界大战结束之后,诗人站在北美的陵园里,站在为攻打白宫而牺牲的战友墓前,抒情和回忆。回忆中有他们共同经历的红卫兵运动,井冈山,大串联,更有那令人难忘的夜晚,一同收听国防部的宣战令,出征,一同奔赴“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”……今天,我手里写下“国防部的宣战令”这几个字的瞬间,突然有一种极恶劣的情绪反应,我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,但在当时,我确曾为这样的诗句激动过:
        “还记得吗?
        我们曾饮马顿河岸,
        跨过乌克兰的草原,
        翻过乌拉尔的高峰,
        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。
        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,
        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,
        踏着国际歌的鼓点,
        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、乡村、港湾。
        瑞士的风光,
        比萨的塔尖,
        也门的晚霞,
        金边的佛殿,
        富士山的樱花,
        哈瓦那的烤烟,
        西班牙的红酒,
        黑非洲的清泉。
        这一切啊:
        都不曾使我们留恋!
        因为我们有
        钢枪在手,
        重任在肩。……”
    这些中国青年,就是这样踏遍了全世界,胸怀理想,也胸怀仇恨,浴血南征北战,直至“冲啊!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,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。”直至全世界一片红,共产主义最后实现。
    读这样一些诗句的时候,我们不会知道国际法准则,不会有良心上的歉疚,更不会以为“侵略”这个向来只用于帝国主义的字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,因为我们始终坚信我们是正义的。何况,我们在受教育中所获得的道德准则还包括:对阶级敌人绝不心慈手软,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。直至今天,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这是一种圣洁的情感,只不过有点儿幼稚而已。
    如果我们的历史课本或课外读物,向我们描述过某些我们应该知道的历史,而且描述不是限于那些意识形态的辞藻,能略微地进入某一段社会生活,比如二战前德国的社会生活,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活,或许我们会获得某种对照。与历史对照可以使人较为理智地思考自身的处境。从如火如荼的舞台布景中走下来,观看了另外几出同样如火如荼的剧目以后,你才有资格有能力评价你自己参与演出的那一场戏。其实我们可以很轻蔑地对待“空前绝后”“史无前例”之类的修辞方式,对于历史来说,这些巨大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辞藻,几乎都是谵妄的,不诚实的。
    命运最终没有满足我们当兵打仗的痴迷,没有真的听到“国防部的宣战令”,把战火烧到世界上去,没有真的实施“赤遍全球”的战争狂想,实在只能说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。在我自己做了母亲之后,再从历史图片中看到那些十二三岁的德国孩子,在纳粹德国即将覆灭的前几天,列队接受“元首”的接见,准备开上战场去充当炮灰的情景,我说不出我的感受。我想,一切战争狂想都是有罪的,所谓“圣洁的情感”,不能减轻丝毫的罪愆,那些满脸稚气的德国孩子,会说他们纯正的雅利安血统不是圣洁的吗
    纳粹德国的宣战令满足了德国青少年的战争狂想,而在此之前,统治者是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措施来灌输这种战争狂想的。
    纳粹当局严密控制自小学开始的全部教育环节,取消全部私立学校,改组了绝大部分教会学校,使教育“一体化”得以全面进行。
    纳粹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出这样一代青年,用希特勒的话说:“全世界在这代青年的面前都要骇得倒退。我要的是具有强烈主动性、主人气概、不胆怯、残忍的青年,在他们身上既不允许有软弱,也不允许有温和。我要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到骄傲的神色和猛兽般的狂野……”
    在中小学教学内容方面,文化课程大幅度削减,政治教育和军事体育训练的比重大幅度上升。政治教育强调培养青少年忠诚于领袖,具有为实现纳粹主义的坚强意志和责任心,勇猛好斗,不重私利,勇于为纳粹德国牺牲一切。而在可怜的文化课程内,也充满着纳粹的革命化气味:历史课不求历史知识的系统,而着重种族斗争,宣扬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英雄,着重激发爱国热情;生物、地理、德语等课也向种族论(而德国总有数量可观的知识分子在源源不绝地制造着这一类理论)严重倾斜;数学课时常用于学习计算炮弹飞行轨迹或枪炮瞄准的提前量;而物理化学等等,就更是可以注入战争实践或军工生产一类的内容。
    国家通过各种组织严密地控制了每一个青少年。从六岁到十岁, 你是学龄团员,跟随你的一个记录簿,开始记录你在纳粹化运动中的种种表现。十岁到十三岁,你必须通过考核——比如背诵纳粹主义要义和纳粹党党歌,野营,操练,为国家收集废铜烂铁——然后升入少年队,你必须在希特勒生日那天参加集体宣誓:“在代表我们领袖的这面血旗面前,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献给我国的救星阿道夫·希特勒。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我的生命,愿上帝帮助我。”你被授予一把刻有“血统和荣誉”字样的少年队员短剑,你学习服从,学习射击和投弹,铺设电话线,学习追逐整个社会都视之为荣誉的荣誉。十四岁到十八岁,你就成为青年团的正式团员。你必须过集体生活,住在营房里,接受按武装部队的要求组织的军事训练,学习纳粹史、种族学,听时事讲座:德国被包围了,要把民族的力量聚集起来,为德意志民族夺取生存空间,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,等等。你必须参加农村劳动服役,必须统一着装,必须在大型的集会游行时严守纪律,跟随喇叭狂热地呼喊……而在这之后,你成年了,你将幸运地接受国家赐予你的“最高和最后的国民教育”——服兵役。在多年的受教育中,你已深深认同这一点:德国陆军是全国的榜样,它具有最可贵的素质,即纪律、团结和牺牲精神,军队是德国“最具社会主义性质的组成部分”,是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场所,它必须作为青年教育的终结阶段。
    在这环环紧扣的教育体系中,你一点一点地失去了个人的自由,你既没有个人行为的空间,也没有个人思想发展的空间,生活中的所有空间和时间都被集体、国家所充满。但这又有什么呢?元首早就这样教导过的:“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意志的自由,要比个人思想和意志的自由有价值得多。”而且这种价值似乎是可以立刻看见的。
    你走完了党所勾勒的接班人成材的全过程,通过了多年不间断的冶炼,你有了挺拔的身姿和钢铁般的意志。连终日标榜民主自由的那些美国人也不禁羡慕你,并因此而怀疑他们的宪法制度是否比得上纳粹的理想,他们说:在新闻短片里,那些年轻的德国兵多么英俊多么富有生气!而我们美国的年轻人则整天看电影,像一群废物。
    在一个全社会都仰慕军人的时代里,青少年会为自己确定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他们的体格、他们的信仰、他们的知识结构、以及他们青春期的欲望,都在推涌着他们。他们仿佛站在世界之巅,俯视这个小小的世界,油然而生一种神圣的使命感,何况“血统和荣誉”的短剑,是祖国早就授予了它们的呢为德意志民族而战,为斩断套在祖国颈上的绞索,夺回祖国的自由和生存空间而战,为拯救了德意志祖国的元首而战,为血统和荣誉而战!用纳粹党的教导来说:这是进入历史的伟大时刻,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。至此,难道战争还是可以避免的吗
    后世的论者试图探清为什么会发生纳粹那样的罪恶,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在充当希特勒的屠夫。有学者不惮烦琐,一个一个地调查纳粹军队中士兵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,结果发现,这些杀人恶魔,个个都说得上是品行端正的普通德国青年,他们的经历也不过是德国青少年从学龄团、少年队到青年团、国防军这样普通的经历。
    一名上尉在法庭上如此叙述说:
    “1943年8月初,我收到了八十个囚犯,要我用希尔特给我的毒气把她们杀死。 ……在几个党卫队人员的协助下,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剥光,并把她们推进毒气室。门一关上,她们就开始尖声号叫起来。我通过一条管子把一定数量的毒盐送入室中……从一个窥视孔看室内发生的情况。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约半分钟便栽倒在地上。我开了通风机以后,把门打开。我发现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,浑身都是粪便。”
当检察官问他当时的感觉时,他的回答是:“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,我毫无感觉,因为我是奉命用我已告诉过你的办法杀死这八十个人的。而且,我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。”
片刻之间虐杀八十个生命,而毫无感觉,这便是纳粹教育思想和教育体系的巨大成功。我想象,在说到“而且,我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”之时,这名上尉依然是英俊挺拔的,内心里他依然认定自己是德意志祖国的忠诚战士。
德国的三四十年代,中国的六七十年代,都已是过去了的事情,人们在形容这两段历史的时候,都喜欢用同一个词——浩劫。但这一个词并不能结束一切。追述这些,就是由于它们在我心里总也不能过去,而且我想,没有直面于它的认真清理,所谓浩劫,是不可能从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过去的。
作为这一代中人,我不喜欢听受害者对当时青少年们的“革命行动”一味地控诉,不喜欢听诸如“红卫英雄”之类的鄙称,我总是下意识地回护着少年时代的“圣洁的情感”。但有一次,当我又读到一位老人在回忆录中作这种控诉的时候,有一声长叹却触动了我——“这些坏人是怎么教育出来的啊!”我蓦地想起那些眼熟的军用皮带,那些涂在老师脸上的墨汁,还有,一个出身很好的中学生,把同学绑在木桩上做稻草人,用军体课上学来的很标准的甚至很优秀的刺杀动作,向同学前胸不断突刺……快三十年了,我几乎不再想起这些,这无疑是一种回避。而在读到别人的历史和别人对自身的剖析之后,我想我们有必要明白我们这块土地曾发生的事情,我们有必要回答那个总是被回避着的问题——
    这些坏人究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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