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册 登录  
 加关注
   显示下一条  |  关闭
温馨提示!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,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,请重新绑定!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》  |  关闭

弱水之饮一瓢

余党绪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我读水浒之四:超越江湖与庙堂 余党绪  

2014-09-11 07:18:5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  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  |

《水浒传》的世界,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对立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中,官府与强盗,庙堂与江湖,看似界限模糊,实则泾渭分明。二者之间,彼此抗衡,此消彼长。

水泊梁山是一个国中之国,域中之域,本身就是一个颇有寓意的象征。

首先来看这水泊梁山的地理学特征。

小说中,柴进介绍林冲去梁山落草。他这样描述梁山泊:“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,地名梁山泊,方圆八百余里。中间是宛子城,蓼儿洼。”这是水泊梁山的概貌。等到林冲与朱贵接上了头,朱贵引领林冲上山,林冲才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个远近闻名的山寨:

此时天尚未明。朱贵把水亭上窗子开了,取出一经鹊画弓,搭上那一枝响箭,觑着对港败芦苇里面,射将去。林冲道:“此是何意?”朱贵道:“此是山寨里的号箭。少刻便有船来。”没多时,只见对芦苇泊里,三五个小喽罗,摇着一只快船过来,迳到水亭下。朱贵当时引了林冲,取了刀仗行李下船。小喽罗把船摇开,望泊子里去,奔金沙滩来。林冲看时,见那八百里梁山水泊,果然是个陷人去处。但见:山排巨浪,水接遥天。乱芦攒万队刀枪,怪树列千层剑戟。濠边鹿角,俱将骸骨攒成。寨内碗瓢,尽使骷髅做就。剥下人皮蒙战鼓,截来头发做缰绳。阻当官军,有无限断头港陌。遮拦盗贼,是许多绝迳林峦。鹅卵石叠叠如山,苦竹枪森森似雨。战船来往,一周围埋伏有芦花。深港停藏,四壁下窝盘多草木。断金亭上愁云起,聚义厅前杀气生。  

这一段,竭力渲染水泊梁山的险要和杀气。这是一座防守森严的山寨,与外界的联系靠小舟,外人上山要靠朱贵来安排。这个山寨对外界充满敌意,虎视眈眈,是一座与外界保持着有限联系的、割据性的山寨。

水泊梁山不仅在地理学意义上是相对隔绝的,在社会学意义上,也是相对隔绝的,它的社会构成、它的社会运行规则也游离在正常的社会之外。

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和等级为基础的宗法社会,君臣官民,士农工商,辅以行政管理,把人们组织起来,整合成国家。作为体制内的人,受到国家政权和法律的保护,也同时承担着对国家的义务,如遵守王法,交税纳粮等。如果脱离了社会秩序,游离于体制之外,就成了无所依傍的“游民”。

梁山的社会成员就是这些游民。一百零八个好汉中,多数人都是戴罪之身,有主动上山的,有被迫上山的,还有被“赚”上山的。无论先前什么出身,从事什么职业,从上山的那天起,在正常社会看来,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身份:盗贼。因此,多数人对上梁山首先是抗拒的。史进大闹史家庄,朱武三人邀其落草少华山,史进道:“我是个清白好汉,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玷污了?你劝我落草,再也休题。”史进想找到师傅王进,讨个出身,在体制内过上好日子。宋江回乡探父被抓,刺配江州牢城,一路谨记父亲教诲,面对晁盖等人的盛情相邀,以“小可不争随顺了,便是上逆天理,下违父教,做了不忠不孝的人,在世虽生何益?”宋江想的是“便断配在他州外府,也须有程限,日后归来,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。”

带着这样一种矛盾、游移和暧昧的态度,好汉们陆陆续续上了山。从此,他们脱离了正常的社会体制,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,不交国税,不纳皇粮,不服劳役,不用听官家指使,在生存上算是能够自由自在了。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抢劫和掠夺,而水泊梁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满足了他们的部分需要。在正常社会里,杀人放火、烧杀抢掠是法律明令禁止的,但在这里,却是他们的主业,且成为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。

从人员构成看,这里荟萃了各行各业的人才,那些稀缺的人才,梁山也都靠“赚”的方式请上了山,比如医生、刻字制印的、铁匠等,基本上实现了千百年来人们想往的自给自足、丰衣足食的生活。从生活方式看,大家人人平等,大碗吃酒肉,大秤分金银,好不悠闲自在。

“相貌语言,南北东西虽各别;心情肝胆,忠诚信义并无差。其人则有帝子神孙,富豪将吏,并三教九流,乃至猎户渔人,屠儿刽子,都一般儿哥弟称呼,不分贵贱;且又有同胞手足,捉对夫妻,与叔侄郎舅,以及跟随主仆,争斗冤仇,皆一样的酒筵欢乐,无问亲疏。或精灵,或粗卤,或村朴,或风流,何尝相碍,果然认性同居;或笔舌,或刀枪,或奔驰,或偷骗,各有偏长,真是随才器使。”

地不分南北,人不分贵贱,踏入江湖,世俗的财富权势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,世俗的人生之路也便失去了依存的条件,而人际关系也有了新的内涵。梁山好汉之间的称谓,叫做“兄弟”。少华山陈达从史家庄借道,见了史进开口就说:“四海之内,皆兄弟也。相烦借一条路。”逃避追捕的鲁智深,向赵员外致谢,赵员外也说:“四海之内,皆兄弟也,如何言报答之事。”显然,“兄弟”是一种游离于正常人伦关系之外的人际关系:既然是兄弟,就不能再依照正常的法律、道德和世俗观念行事了。

儒家有所谓的“五伦”,即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,这里的“兄弟”指有血缘关系的兄弟。上了梁山,脱离了正常的生活状态,脱离了体制,也就失去了君臣的名份。多数人也不用再考虑父子与夫妇关系。像宋江那样父子团圆的毕竟是少数,李逵本也想将老母接上山来享福,却不想母亲落入了虎口。梁山上夫妻、同胞兄弟倒也有几对,但既上了梁山,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就要退居其次。因此,梁上上最重要的人伦关系,就是江湖兄弟的关系;而梁山上最重要的道德品质,就是兄弟间的所谓“义”。“兄弟”落难,就是提着脑袋也要出手相救。“担着血海也似干系”,宋江也要给晁盖通风报信;为了救宋江,即便倾巢出动,也要去江州劫法场;为了救卢俊义,千里行军攻打北京城,也在所不惜。一人结仇,举寨皆兵,晁盖中箭于曾头市,曾头市便与梁山结下了血海深仇。在不断的寻仇与复仇中,兄弟间同仇敌忾的情义才越发牢不可破。

对于好汉们,兄弟远比妻子重要。为了兄弟情义,为了梁山事业,必要时,好汉们会毫不犹豫地杀掉妻子。杨雄怒杀潘巧云,首要原因便是潘巧云诬陷了石秀,坏了他们的兄弟情分,其次才是潘巧云勾搭奸夫。杨雄用潘巧云的鲜血,洗刷了因怀疑石秀而使兄弟友谊蒙上的阴影。在杨雄看来,怀疑自己的“兄弟”是莫大的错误,须用鲜血才能表达真诚的歉意。

梁山好汉们也有对外的行事规则。比如张青讲述十字坡酒店的规矩,说三种人不可害:

“第一是云游僧道,他不曾受用过分了,又是出家的人。”“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。他们是冲州撞府,逢场作戏,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。若还结果了他,那厮们你我相传,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”,“第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,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,切不可害他。”

这三种人,都属于主流社会所不齿的“边缘人”,一个是化外的出家人,以乞讨化缘为生,一是卖笑的妓女,一是罪犯。除了张青明说的原因之外,最主要的原因,是开黑店的张氏夫妇同样是“边缘人”,和这三种人都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。因此他们同声共气,相互依托,有唇齿相依之感。杀这样的人,岂不是欺凌弱小?当然有辱于梁山好汉们高举的“义”旗了。

但是,欺凌弱小不对,杀戮不弱小的人就对吗?

作为一种社会形态,梁山可作为一个象征,这就是所谓的“江湖”社会。在古典小说中,《水浒传》一向被作为描写江湖生活的代表作;在日常生活中,人们说到“闯江湖”、“江湖险恶”之类,也会自然联想到《水浒传》。其实,“江湖”一词也屡屡出现在小说中,据统计,在金圣叹删改本《水浒传》中,“江湖”一词出现87次;《忠义水浒传》中,“江湖”出现了101 次。武松在十字坡遭遇张青夫妇,有这样一番描写:

“两个又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,却是杀人放火的事。武松又说山东及时雨宋公明,仗义疏财,如此豪杰。如今也为事,逃在柴大官人庄上。两个公人听得,惊得呆了。只是下拜。武松道:“难得你两个送我到这里了,终不成有害你之心。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,你休要吃惊。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。我不是忘恩背义的。你只顾吃酒。”

武松这话里,提到江湖好汉的勾当,是杀人放火;虽然杀人放火,但绝不忘恩负义。这“江湖”的法则叫人毛骨悚然,否则两个公人也不至于“惊得呆了”。显然,所谓“江湖”,并非实指地理意义上的一个空间,它强调的是一种游离在正常社会之外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法则。在那里,国家法律不再能保护你,世俗的道德规范不再发挥作用,那里说的江湖黑话,奉行的是另一套江湖“规矩”,也有自己的“潜规则”。

显然,江湖社会与正常社会是对立的。江湖与庙堂之间的这种对立,造成了梁山好汉们那种特殊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。他们的杀人,他们的赚人,他们的绞杀,大多可由此得到解释。

当梁山站稳了脚跟,生存的问题解决之后,发展的问题便凸显了出来。如何发展?这里便有了“路线之争”。所谓路线之争,说到底,就是两条出路的分歧:是接受招安融入庙堂,获得正统的确认,还是逍遥江湖,自由自在,甚至对抗朝廷,再立一个新王朝?这样的煎熬,正是江湖与庙堂二元对立带来的必然结果。

李逵的声音代表了一种意见:

“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,便造反,怕怎地? 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,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,吴先生做个丞相,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,我们都做个将军,杀去东京,夺了鸟位,在那里快活,却不好? 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?”

李逵的意思,打到东京去,废除赵皇帝,兄弟们自个儿干。这是极端的想法。武松、鲁智深、林冲的多数人,则似乎更希望啸聚山林,独霸江湖,逍遥自在。但占上风是则是以宋江、吴用为首的一派,他们试图调和江湖与庙堂的矛盾,主张招安。他们把梁山看作暂时的栖身之所,宋江一再强调“某等众人,无处容身,暂占水泊,权时避难,造恶甚多。”“某等众兄弟也只待圣主宽恩,赦宥重罪,忘生报国,万死不辞。”回归正常社会,获取正统的荣耀和地位,才是他们的最大心愿。

从小说的情节逻辑看,宋江的主张最后占了上风,并取得了最终胜利。招安后,宋江率领兄弟们破辽兵、平定淮西王庆、平定河北田虎和江南方腊,实现了为君分忧、为国立功的愿望,用生命实践了精忠报国的传统道义。虽然兄弟们死的死,伤的伤,但却因此而功成名就,光宗耀祖,名扬后世。这不正是宋江们修齐治平的人生梦想吗?尽管奸贼们一再阻挠,宋江还是被敕封为忠烈义济灵应候,兄弟们也都加官进爵,梁山泊上建了祠堂,宋江等人神像被后人供奉,香火绵延不绝,“生当封侯,死亦庙食”,传统士人的人生荣耀,还有比这更煊赫显扬的吗?  

但在这人生的荣耀背后,却是生命的惨烈和悲凉。为了一个“忠”字,梁山好汉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天性,在奸臣贼子的玩弄和操控下,忍气吞声,委曲求全,全然没有了当初的自由、奔放和热情。这样的悲壮,显示出传统文化内在的紧张和冲突。这就是功名与生命的冲突。要功名,就得牺牲自我,放弃自由,成为体制下的一个无足轻重、任人驱使的工具与走卒;要自由,要生命的快乐,就得保持个性,放弃功名,与体制作对,与世俗的法律与道德作对。当一个人身处如此的矛盾之中,他如何能不焦虑,如何能不幻灭?

其实,在传统社会,何止梁山的武夫莽汉处在这样的紧张与对立中,传统文人士大夫不也是如此?“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君;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民。”范仲淹的这句名言,就是最好的注脚。进入庙堂,高居魏阙,何等荣耀;可泛舟江湖 ,寄情山水,又何等逍遥?这“二美”,怎可兼得?

在江湖与庙堂的二元格局中,要追求功名,就得做顺民、臣民、奴才、工具,要张扬生命,就得做叛贼、土匪、狂徒、隐士。这样的悖论,是梁山悲剧的根源,也是无数人心力交瘁的根源。

告别传统社会,建立法治社会,让法律成为通行的、全覆盖的行为底线和规范;建设公民社会,推动公民成长,才能超越江湖与庙堂,才能消解功名与生命的这种惨厉的冲突。

  评论这张
 
阅读(341)| 评论(0)
推荐

历史上的今天

在LOFTER的更多文章

评论

<#--最新日志,群博日志--> <#--推荐日志--> <#--引用记录--> <#--博主推荐--> <#--随机阅读--> <#--首页推荐--> <#--历史上的今天--> <#--被推荐日志--> <#--上一篇,下一篇--> <#-- 热度 --> <#-- 网易新闻广告 --> <#--右边模块结构--> <#--评论模块结构--> <#--引用模块结构--> <#--博主发起的投票-->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页脚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 ©1997-20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