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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水之饮一瓢

余党绪的博客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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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说黄玉峰《蜀道难》 余党绪  

2015-04-12 12:17:2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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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邀为黄玉峰老师评课,今天评的是他在成都的公开课《蜀道难》

【他人评说】评说非常之人,非常之事,需非常之胆识,非常之眼光。这样的“评说”,非我所能为之。黄老师向被目为语文教育的“叛徒”,已非“常人”;此课乃持续两小时之久的“无轨电车”式的大型公开课,又非“常事”。评说此人此课,定非常人所能为也。当初贸然允诺,而今悔之不及,只能勉为其难,妄评一番。

若以目前通行的标准,黄老师的这节课,真的不能算是一节“课”。而且,恕我直言,也不应该被过度推崇。我们今天谈论课堂,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的公约,不能因为上课者的身份(叛徒黄玉峰),或者教学的特定功能(公开课),就随意变更评说的标准。想起多年前,我的一位同事上课,评课时与专家发生了冲突。我的同事愤愤不平:我讲的是哈姆雷特,你却按照哈利波特的标准来评价我。确实,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哈姆雷特,我就不能按照哈利波特的标准来评论。《蜀道难》的教学,无论怎样洒脱,怎样自由,总该围绕《蜀道难》这个文本来展开吧?黄老师的课堂,除了一开始的诵读与解析,多数时候的“无轨电车”都游离在《蜀道难》之外。我在阅读这份“实录”的时候,有一会儿甚至感觉到他讲的是苏轼,而不是李白。或许是蕴蓄已久处心积虑,或者是风云际会天作之合,黄老师终于还是难以割舍他的“苏轼”情结,将这辆满载爱恋的“苏轼号”电车开到了李白的地盘上。同是四川乡亲,同是千古文豪,待遇怎会如此天差地别?若李白地下有知,会不会也“以手抚膺坐长叹”啊!

而且,我也不赞同黄老师在缺乏充分的材料和从容的逻辑的情况下,给学生一些结论性的论断。显然,这样的论断还是仓促了些,甚至武断了些。比如指责“杜甫的气量很小”,并感慨说“你自己都没有修炼好,你怎么对别人有利啊”;“鲁迅就是这样一天到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,但他自己做的怎么样,他自己的修炼太差太差了,抗日战争时期,他写的诗里面都是给日本人的文章,给日本人。在日本人面前骂蒋介石,不应该的。”这些问题,若做学术讨论或者茶余饭后的闲聊,自然无妨;但在有限的课堂上,这样的表达就未必合适。杜甫骂“公然抱茅入竹去”的南村儿童为“盗贼”,我们能否从中得出“杜甫的气量很小”的结论?似乎值得商榷。再如鲁迅,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10月19日就去世了,如何看待他与日本人的交往,如何看待他对国民政府的态度,似乎也很复杂,并非简单的“修炼太差”就能解释。毕竟这是基础教育,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学生,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正在发育之中。教师的阐发越是秉着健全的理性和周密的逻辑,教师的论断越是苛求自我的公正和理性的包容,学生所得到的自由、民主和公正的素养就会越高。有时候,一炮轰过去,快活是快活了,但坍塌下去的,绝非只是废墟,恐怕连那些有用的砖瓦甚至根基都被粉碎了。

但是,黄玉峰老师的价值并不因这些我所理解的“瑕疵”而黯淡。如果脱离了目前语文教育的环境和现状,空谈理性与公正,恐怕才是不理性与不公正的。只有在目前的语文教育的困境中审视这节课,思考黄老师的价值,这节课才有其难以替代的借鉴意义,黄老师才有其难以替代的符号性价值。

语文教育乃至整个人文教育,最缺乏的,就是黄老师的那种自由精神。而这一点,恰恰是黄玉峰老师带给沉闷的语文教育的一缕清风。换句话说,黄老师的这节课,价值不在于课本身,而在于他给我们昭示的自由精神。

黄老师说,把门一关,这个课堂就是我的。这就是你的空间,你的时间,这就是自由。显然,自由不仅是环境的悠游与宽松,不仅是选择的宽广与多元,更是一种植根于内心的自信与大气。黄老师的这节课,可用“大气磅礴”来形容。他纵论古今,品评人物,广征博引,洞幽烛微;他随手拈来,皆是妙语;随口点化,便成文章。除了他的才华与学识,除了他的思考与积累,恐怕得益于他那种傲物自恃、雄视天下的自由精神吧。

在所有的现代学科中,语文学科是最没用的。但吊诡的是,它是最容易被人赋予“用”的学科,语文也就成了最容易“受伤”的学科。这个“伤害”,有来自权力的,有来自市场的,还有来自学术的。来自权力与市场的姑且不说,在此次课改中,来自学术权力的干扰究竟有多少?危害究竟有多酷烈?有的学者为了建构自己的教育学术体系,为了争取更多大的学术话语权,做了多少削足适履、刻舟求剑的“伪学术”和学术推广?

社会对于基础教育的所有诉求,都会直接、间接地反应到语文教学上来。黄老师说“五条绳索”捆绑了孩子,其实,这五条绳索不也捆绑了语文?相信黄老师“五条绳索”的判断,也更多的来自于他对语文教学的思考。语文是一片最容易被入侵、被渗透的土地。如此多的绳索,目的不过是强求语文要于己有“用”。被五花大绑的语文及语文教学,哪里还有自由,哪里还有生机与活力?

因此,当我意识到黄老师的天马行空有些随意和散漫的同时,我想到的是束手束脚畏首畏尾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课堂教学。语文素养是这样建构起来的吗?靠那些看似理性严密实则局促逼仄的体系能建构学生的语文素养吗?一节课,从头至尾,从导入到结语,从文本分析到课外拓展,从板书到多媒体,按部就班,面面俱到,而且天天如此,人人如此,学生能不望而生厌吗?

语文的灵魂是自由。科学致力于解决规律与效能的问题,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,都是如此。但这个世界除了生硬的规律与难以抗拒的效能,还有个自由的问题,这就是心灵的自由与精神的自由。科学总是试图整合,试图收纳,试图把千变万化的个体纳入到规律中;唯有以语文为代表的人文学科,致力于强化和诗化个体的丰富多彩。

如果语文越俎代庖,试图以一整套的规律来约束自己,或者以急功近利的效能来博取自己的地位,其结果必然是自缚手脚,自取其辱。失去了自由精神的语文,它的教学还能有生命吗?

在所有的自由之中,最宝贵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陈寅恪的“独立之人格,自由之思想”才被人们反复提及,反复记取。所以,当我在质疑黄老师的只言片语式的断语难免疏漏时,我想问我自己的是,你能像黄老师那样思想,像黄老师那样做一个思想者吗?

在黄玉峰老师从教45周年的活动中,我有幸受邀发言。在发言中,我用“思想者的教育姿态、学术化的教学取向与赤子般的人文情怀”来概括我对黄老师的理解。“思想者”最重要的素养是什么?我想应该是质疑。应该承认,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有着浓重的迷信情结。对先祖的迷信,对圣人的迷信,对伟人的迷信,对英雄的迷信,对领导的迷信,对经典的迷信,对教师的迷信,真乃无处不迷信,无时不迷信。以至于外国人不无讥讽的说我们是个“格言社会”,我们不是靠脑子生活,而是靠格言喂养。对于迷信,我们需要一场深刻的启蒙。

语文教育,正是一个最好的启蒙场所。看黄老师评价杜甫、李白和鲁迅,处处闪烁着质疑的思想光芒。要知道,杜甫早就在圣人殿堂里享受着虔诚的祭祀,鲁迅被钦定为现代文化的“圣人”,李白更是许多人心中的“谪仙”。对这些人发问,其价值哪里仅是为了一个知识点?斯人已逝,来者犹追,评价死人,其实是为了活人;建构历史,正是为了理清走向未来的路。我相信,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,他的腰板才能挺直,他的精神才能刚劲,他的脸上才能洋溢着自信的阳光。

语文教育改革总是来一匹黑马,闯荡一阵子,热闹一阵子。然后,黑马黯然了,热闹就过了,接着便是更深沉的死寂。但黄玉峰老师是一个例外。他始终是个“叛徒”,始终是一匹不羁的黑马。这匹黑马的嘶鸣,成了语文教育的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我想,这是因为他源源不断的自由精神以及立基于其上的自信。


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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